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素有根植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教育强国梦。我国教育技术在实践历程中先行担当起新民主主义革命宣传与教化的载体，随后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并服务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通过技术跃迁助力电化教育成熟与教育信息化普及，在智能教育融合创生发展中展现新时代育人本质。

建党百年我国教育技术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遵循中国革命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教育技术的百年历程是中国人民革命实践和教育教学的经验总结，是中国人民对自身社会实践与教育变革的深刻反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教育教学实践中的充分体现。

党领导下的教育技术事业的蓬勃发展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贯彻于教育教学实践，我国教育技术事业始终以立德树人为核心，诠释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我国教育技术需要从育人本质、学科导向到循证决策进行未来展望。

一、坚持以人为本，体现技术应用的育人本质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百年教育的鲜明特征。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发展教育，不断寻求教育同人民的需要相契合（徐卫红，2021）。对人民性的理解和阐述是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教育技术百年历程的鲜明特征。

现代教育沿用了无所不能的技术化逻辑和技术理性，使教育成为一种技术化的实践活动（刘同舫，2006）。媒体技术的繁荣为知识的呈现方式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从起初单一的技术形式到多元新兴技术充斥的教育环境和教育场景，学科教学中技术应用的适切性问题得到普遍关注。

不论技术如何先进与多样，终究要为教育的本质问题服务，即如何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技术只是手段，教育才是根本。在现实教学互动中，丰富的信息技术手段有时成为教学的“累赘”与“点缀”；制式统一的技术设备和教学流程往往容易将学科教学拘泥于表层的知识掌握和技能训练，教育技术应该更聚焦于这一过程中人的关系问题，即教与学的互动，并为其提供最有效的促进机制与作用方案。教师将技术应用于教学时应充分考虑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已有基础和个性特征，利用技术手段的交互性、直观性、趣味性和便捷性，突破教学的重难点问题，让技术真正起到“启发诱导”的作用。

智能技术和智慧学习环境下的技术更应该做“减法”，并非技术使用得越多越高端才会达到最优的教学效果，技术应用的育人本质才是锚定关键问题的根本方向所在。

二、突出学科实践导向，关注技术与课程内容的深层耦合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包含三个逐步递进的功能要素：教学工具的改进、教学方式的创新和教学环境的创设与建构（蔡宝来，2018）。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包括三种模式：学科本位型课程，以传授知识和技能为主要形式；学科辅助型课程，在其他学科中应用信息技术手段提升教学效率；学科研究型课程，信息技术作为学生的学习工具、手段，被用于获取、存储、处理和交流信息，促进思维和解决问题（王琴，杜华等，2003）。

技术对学科课程的影响应从外在的形式支持和丰富到对课程内生结构的重新调整与升级，如创客教育、STEM等对课程生态变革和教学方式创新带来了新的生机。因此，重新审视技术与课程的关系势在必行，以切实体现教育技术，提升课程教学的实践性本质与应用性特征。

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它决定其他一切活动；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推动认识发展的动力；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认识外界的真理性的标准（毛泽东，1991）。当人类实践面向教育，有了“教育眼光”之后的实践论，则引发教育尺度增添、教育基础生成和思维方式改变，让我们认识到教育实践是一种“生命·实践”，它应该成为人类实践体系的中心和基础（李政涛，2012）。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是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逻辑起点；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和“教改结合”的思想是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理论支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2019）。

新时代智能教学环境下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本质应是新技术融合并服务于课程教学的学科实践，与课程结构、学科内容和教与学方式达到深层次耦合，尊重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关切其社会情感技能，以全面发展为目标培养学生的终身学习能力，拥有学会生存、学会学习和学会创造的“生命自觉”，切实保障核心素养课程目标的落实与教学重难点问题的解决，促进教学互动、优化教学结构与转变评价方式，创生多元性与个性化的学习资源，共同服务于智能时代教学模式的转型升级。

三、科学循证决策，助力实现技术作为教育创新发展内生动力的根本任务

大数据的涌现和智能技术的进步推动了教育实践的智能化发展和研究范式的系统性变革，使得计算教育学的产生成为必然和应然（郑永和，严晓梅等，2020）。计算教育学的兴起催生出一系列亟待明确的核心概念，极大地超越了传统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王晶莹，杨伊等，2020）。大数据是以容量大、类型多、存取速度快、应用价值高为主要特征的数据集合，教育循证决策的前提，即将海量碎片化的教育大数据及时进行筛选、分析，并最终挖掘教与学过程的黑箱，揭示教育规律，优化教育实践。

智能浸润的教育情境是大数据的生成基础，使得研究从教育大数据出发，而非基于假设来洞察教育问题，这也成为智能时代实现精准教育决策的关键。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毛泽东，1991）。教育的变化自然也在于教育内部矛盾的发展，这些矛盾作为教育前进的结构性动力，贯穿于人类教育发展的始终。

技术作为“结构性动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发展必然会引起教育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进而促进整个教育形态不断向前演进（王美倩，2018）。技术作为教育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不仅可以推动课程与教学层面的深度变革（徐亚倩，陈丽等，2021），还能助力计算教育学在教育研究范式上的升级创新，有力实现以教育大数据为基础、复杂算法为核心、算力为支持的，指向构建中国特色教育理论、解决教育瓶颈问题、揭示教育复杂规律的智能时代新范式。

此外，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应用扩张以及治理理论的兴起，研究者基于各自秉持的技术决定论、技术中立论、技术实在论、技术工具论和技术归化论的不同主张展开理论争锋（张新平，2020），探讨如何解决技术急剧变革与智能应用加速扩张时代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习近平总书记“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是指导新时期我国数据驱动的现代教育治理的行动纲领，教育技术学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构建科学先进的治理规则体系，这将有助于应对教育治理实践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党领导下的教育技术百年历程始终紧扣时代主题，面向社会与学校的育人需求，服务于教育教学的系统化工程，根植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为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做出了实践支撑，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在教育教学实践中的充分体现。站在两个百年的历史交汇处，我们应不断审视技术成为教育创新变革的支撑与内生动力的本质问题，切实回应教育强国的时代使命。

*本文节选自《中国远程教育》2022年第3期，原文标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教育技术百年历程》。

（作者郑永和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科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周丹华系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熊建辉系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研究处研究员；王晶莹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